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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创 北京说唱为什么不火了?

    作者| 王彦心 编辑 | 范志辉

    上周,《新说唱2024》2v2的舞台上,来自北京广顺社团的选手秃子和辉子,以一首地道的北京说唱《北派》亮相,惊艳全场。

    尽管最终以1:6的比分输给了新疆选手Athree,但他们的舞台表现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。

    秃子在节目的前采中曾表示,他们来参赛的目标是让“北京说唱重新杀回全国”,虽然目前结果还不得而知,但《北派》歌曲的走红,的确让许多听众重新关注到北京说唱。

    北京,作为中文说唱的发源地,孕育了内地最早的hiphop团体—隐藏,还有后来龙井说唱、新街口、阴三儿、龙胆紫、小老虎等一大批在中文说唱圈叱咤风云的前辈人物。

    然而,自2013年后,北京说唱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除了丹镇北京等少数团体外,鲜有年轻rapper能够扛起前辈的大旗。

    曾经代表着中文说唱最高水平的北京说唱,为什么逐渐不火了?

    北京说唱的黄金十年

    提起北京说唱不能漏掉的三个关键词:隐藏、龙胆紫、丹镇北京。

    这三个厂牌,也分别代表着北京说唱的三个历史阶段。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纳西方文化的城市,北京孩子自然是大陆第一批受到西派文化熏陶的人。

    1995 年,外国人老郑在北大西门一个叫 Solutions的酒吧放起了美国的嘻哈音乐,这种耳目一新的曲风吸引了当时的歌手王波,最后他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隐藏乐队。

    随后,团队逐渐加入了来自加拿大的马克和来自美国的贺忠。2003年,他们发布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《为人民服务》,纯正的京腔,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呼吁,让这张专辑成为了日后华语说唱圈中的经典。特别是一首《在北京》,成为众多说唱歌手的精神朝圣之歌。

    千禧年初期,北京地下说唱文化的势头正旺。2001年主办的IRON MIC钢铁麦克比赛,是中国第一个Freestyle Battle比赛,也是日后地下选拔中文说唱新人的重要渠道。

    每年的钢铁麦克都会吸引来数以百计的听众,在狭窄而闷热的小酒吧里,简陋的音响和拥挤的人群。北京MC口中的歌词不是一味喷脏,更多是对社会的洞察,对人性的思考和理解。

    2010年iron mic全国赛冠军马俊 季军大卫

    那个时代的北京说唱,无论是作品还是freestyle,秉承的都是美国东海岸最纯粹的Hiphop精神,注重爱与和平,对抗权威与压迫,表达愤怒与不满。

    这些出身胡同的北京孩子,以自己的生活和亲身经历为模板,讲述贫富差距,理想与现实的冲突,及普通北京人的生活状态。

    就像知名北京说唱团体龙胆紫歌曲《穷孩子》中唱的,“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,试图用精神来对抗物质”,成为日后很多新生代rapper的创作启蒙。

    2000年—2010年,是中文说唱萌芽期的黄金十年,主流层面,周杰伦歌手的说唱对华语听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在独立说唱领域,北京说唱的龙井、新街口、阴三儿,东北的吾人文化,上海竹游人,广东精气神,湖南的C-Block,台湾的顽童MJ116和热狗MC HotDog,各方音乐人崛起,标志着中文说唱进入百花齐放的发展期。

    各种力量相互辉映,共同铸就了中文说唱旧时代的辉煌十年。

    但在2013年后,这种局面被打破了。

    互联网浪潮下的“改朝换代”

    2013年,钢铁麦克的现场,YY直播出身的贝贝与MC镜子,也就是日后丹镇北京的MC张千,在台上进行battle对决。贝贝主打押韵狂魔,稳准狠,句句押韵但句句喷脏,而张千freestyle基本不带脏字,他对着贝贝反击:“你玩hiphop不是为了押韵,而是应该怎么用心灵把对手打晕”,最后MC镜子赢得了比赛。

    很多年后再回忆起这场碰撞,象征着一场新旧时代交替的开始。

    MC张千(右)对决贝贝(左)

    张千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,北京说唱有一个特点就是严肃,因为严肃所以不够市场化,没有办法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流行。

    在北京说唱看似玩世不恭的曲调下,底色却很传统、严肃、人文。如同美国东海岸说唱和西海岸说唱的差别,东海岸更像说唱艺术,宛如一部纪录片,是粗粝而沉重的。西海岸的说唱则更加自由、轻松,无拘无束,就像一个Party MV,后来崛起的川渝说唱就属于后者。

    2014年,北京说唱团体丹镇北京成立,成员有黄硕、Saber梁维嘉、斯威特、生番、艾迪等,他们坚持boombap和hardcore的硬核风格,如今成为北京说唱的中坚力量。在那个靠说唱还无法吃饱饭的年代,地下rapper更能纯粹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,但是遇到商业化之后,这种坚持也限制了北京说唱的发展。

    2010年,成都说唱会馆成立,主理人谢帝四年后登上央视《中国好歌曲》舞台,一首《老子今天不上班》火遍全国,让川渝说唱进入到主流视野。

    2011年,西北最大的说唱团体红花会成立,主理人弹壳,成员贝贝、PGONE、丁飞、Mai等,一时间风头无两。2015年,成都说唱组合Higher Brothers成立,签约88rising后在北美发展,单曲《Made in China》在海外互联网出现现象级走红。

    Higher Brothers(更高兄弟)

    自此,说唱重心逐渐从北京、台北转移到西安和川渝。

    2016年,当时还名不见经传,日后成为新说唱冠军的杨和苏,与队友张馨月成立低调组合,在《中国好声音》舞台上大放异彩。同届参赛的选手还有福州女rapper万妮达,一首《牛仔很忙》让导师们纷纷称赞。

    可以说,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音综快速发展的几年,南方rapper们抓紧了这个风口,积极去参加比赛,在主流露面,这种铺垫也为2017年中文说唱元年的爆发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    与此同时,川渝口音的绵、软与节奏感,非常适合说唱。川渝城市气质的慵懒状态,也恰好符合年轻人所喜爱的追求个性独立,及时行乐的潮流。

    随后几年,北京rapper虽然也在参加比赛,但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。

    反观同样出身旧时代的OG们,吾人文化的董宝石从东北文化中找到滋养,将说唱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长沙C-Block的大傻和刘聪,跟GAI联动创造了江湖流,在中文说唱圈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   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北京说唱落寞的原因,就是: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,他们还在坚持着。

    北京文化的落寞

    其实,落寞的何止是北京说唱,整个北京文化圈都在凋零。

    从上世纪末至千禧年初,北京之所以能创造文化辉煌,是因为北京有着全国最顶尖的教育、文化资源以及必不可少的资本,再加上首都的身份,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,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音乐人“北上”去做音乐。

    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,珠三角、长三角等沿海开放区的快速发展,各地城市文化遍地开花,逐渐从唯一的文化中心北京,变成了全国各地的城市文化百花齐放,形成了一种“文化平权”。

    具体到音乐行业,音乐制作发行门槛的无限降低,不只是在北京才能做音乐,只要有设备在哪里都可以。与此同时,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反而更利于青年文化的成长,从近些年南方城市的livehouse数量增多、演出收入不断增长就可以看出。

  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这也就不难解释,为什么说唱音乐的重心会从北方逐渐转移到南方。

    与此同时,京圈文化的“爹味”也逐渐被时代淘汰。上世纪末,王朔、姜文、英达、冯小刚这些大院子弟,曾经为京圈文化构建了一套话语体系,核心就是规矩、青春、父权,但是时代一变,“爹味”成为年轻人最为反感的词汇。

    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剧照 京圈“顽主”王朔

    就像张千与贝贝的battle现场,张千不停地“教育”着贝贝,玩说唱要靠爱和灵魂,但是在推崇个性与独立的时代语境下,这种大道理显然无法赢得当下年轻人的好感。

    或许,特定时代下的作品,只能属于那个时代。曾经的北京,聚集着中国最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,但是时代变了,文艺工作者也要求新求变。

    丹镇北京做过尝试,成员生番和斯威特参加综艺《说唱新世代》,生番走心演唱的《而立》讲述的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成长,感动了无数听众。

    广顺社团的秃子也在做努力,他既能写出《青云梯》这类优秀的中国风说唱作品,也能演绎魔性抽象的《走起来瓷》,不断去贴近互联网传播的语境。

    如今,随着方言说唱的崛起,代表自己的家乡、为城市精神发声,成为中文说唱下一个阶段的重要创作母体。

   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,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,短暂的落寞,也许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。机会与改变之间怎么选择,北京rapper们会给时代一个答案。

    *本文图源网络,如侵权联系删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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